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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嘉鸿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导读】近日，在德国大选中，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较上次大选近乎翻倍，从一个数年前的极右翼边缘政党，已经成长为德国议会的第二大党。与此同时，其他党派都已承诺拒绝合作，以“防火墙”机制将德国选择党排除在外，这使得选择党短期内参与执政面临重重阻力。那么，如何看待这一成长中的右转势力对既有政治议程的影响？
本文认为，西方建制派精英之所以采用“极右翼”标签来认识近年来影响力迅速上升的政党，主要是担忧民粹主义将威胁代议制民主。但中国学者不应套用这一套思考框架，跟着西方担忧代议制民主，也不应粗暴地将代议制民主是否巩固作为评价标准，而要审视非建制政党突破既有代议制民主的可能，并借此进一步分析代议制民主的韧性与局限性。
作者指出，德国选择党之所以能从许多极右翼边缘政党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作为非建制政党具备建制化的潜力。虽然该党在宣传上将复杂的政治程序简化为大众与精英的对立，利用德国社会的内外危机，不断制造话题并提升自身纲领的辨识度，迎合选民情绪，笼络支持者，但政党组织方式上却呈现出“精英主义”的特质。选择党起初也采用运动式动员，一旦跨越了议会的门槛，该党就开始奉行进一步增强竞争优势的实用主义策略，用参与辩论、集会演讲等合乎体制的做法，效法建制派政党，改变自己局外人的形象，为吸收中间选民的支持，有意识淡化反建制色彩。然而，该党以反对党身份进入联邦议会和各州议会，也面临着结构性限制。从政党价值观与历史发展方向的相合性来看，一个“非建制政党”能否实现建制化，关键在于其核心价值理念是否符合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而在当前北约与欧盟的框架下，选择党奉行的一整套德意志优先的意识形态，似乎决定了它只能充当一个另类选项。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第5期，原题为《极右翼政党的“建制化”困境——以德国选择党为例》，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极右翼政党的“建制化”困境
——以德国选择党为例
在不久前刚落下帷幕的新一届欧洲议会选举中，“欧洲保守派与改革派”（ECR）和“身份与民主”（ID）这两个被称作极右翼的党团相较于以往有了显著增长，分别开创了历史上的最好成绩。目前，在欧盟的27个国家里，极右翼政党已经在包括意大利、芬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等国家以参与执政党联盟的方式，进入全国政府，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在瑞典，极右翼瑞典民主党已经成为议会的第二大党；在荷兰，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领导的极右翼政党荷兰自由党（PVV）也成为下议院第一大党；而在德国，德国选择党（AfD）在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德国各党中总得票率第二的成绩，甚至高于当前的执政党社会民主党。可以说，极右翼政党已经活跃在欧盟半数以上国家的政治前台了。
西德被基民盟和基社盟覆盖，而东德被德国选择党占据
无论是所谓的极右翼政党，还是此前代表中下层民众利益的极左翼政党，如意大利的“五星运动”、西班牙的“我们能”党，都提出了一系列建制派政党未能覆盖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主张，并在短时间内收获了大量的支持。为此，学界以“民粹主义”一词对这两类政党等同视之，大量相关文章试图分析民粹主义的生成土壤、主要特征和政治后果，一些研究纷纷指出民粹主义政党是对建制派精英和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共同威胁。但是，中国学者是否要跟随欧洲主流媒体的声音，径直将这些获得大众支持的极右翼或极左翼视作异类，并报之以批评态度呢？这是否等于暗示我们认同各国建制派政党的基本立场，认同代议制民主具有充足的代表性，以至于忽视了我们一直以来奉行的群众路线呢？一个颇为可行的方式，或许是用较为中立客观的分析框架，观察这些冲击建制派的新政治力量，考察这些“非建制政党”的社会基础和活动方式，以及它们在纲领、动员、宣传上的基本特点，谨慎评估这些它们“建制化”的可能性。
▍为何提出“非建制政党”的概念
基于社会科学非必要不引入新概念的原则，一个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是：“非建制政党”这一概念，相较于基于政治坐标对极左翼、极右翼政党的概括，和民粹主义对政治组织动员形式的描述，有哪些优越性？值得说明的是，提出“非建制政党”，无意于全盘取代乃至推翻既有的极左翼、极右翼或民粹主义政党的用法，其目的仅仅在于松动似乎已成定式的概念与现象之间严丝合缝的贴合关系，以试图腾挪出更多讨论该问题的空间和可能。
首先，是极左翼、极右翼的政治坐标问题。作为政治光谱的两端，二者传统上的差别在于，左翼更强调社会公正和平等，右翼则更强调种族与血统。这种对极左翼、极右翼的“极端性”的认定，更多的是基于二战以来欧洲发达国家形成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左、中右政党逐渐发展为全民党、共同组建大联合政府且长时段实控政局而历史形成的评判标准。但是，这一政治坐标系也可能存在问题，以社会民主党左边的力量为例，他们内部差异性极大，至少有共产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民粹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粹主义者之别；而且，并非所有被称作“极左翼”的政党都反对资本主义，有些政党有着很强的折衷主义倾向，有些甚至都算不上激进。这种对极左翼的界定，有时可能会妨害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
即便人们习惯于将极右翼与“右翼民粹主义”挂钩，但实际上真正对欧洲主流政党构成实质性挑战的，并不是传统纳粹式的极右翼。以德国为例，联邦德国宪法法院有权取缔极右翼政党，但无法取缔激进右翼政党。以被舆论惯称为极右翼政党的德国选择党为例，虽然该党在政治与外交方面具有极右翼排外色彩，但在社会经济政策上却十分注重中下层的利益，有较强的公正诉求，仅用极右翼描述，恐怕并不能完整呈现德国选择党的全貌。更不必说，近年来德国选择党为了能在大选中有更多斩获，开始努力甩掉极右翼的初始印象和政治标签，有意识地进行“去极化”改造，和此前一些过从甚密的极右政治团体刻意保持距离。从某种意义上讲，将该党锁死在极右翼光谱中，不排除是主流政党精英将其隔绝在竞争之外的一种策略。比如，前联邦议院议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公开称选择党是“德国的耻辱”；担任社民党秘书长的法希米（Yasmin Fahimi）也在《法兰克福汇报》上撰文，呼吁德国所有的社会团体组成广泛的社会联盟，共同反对德国选择党。
其次，是“民粹主义”的概念模糊性问题。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民粹主义就已是政治学中的重点问题。但学者们对于何谓“民粹主义”众说纷纭，能够形成的统一看法只是，有关民粹主义的统一思想是不可能的，民粹主义并非“一种确定的总体性意识形态体系”，而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概念。从俄国民粹派到美国人民党，再到拉美现代化的逆流，在不同文化与历史下出现的民粹主义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
但在所有这些被称作“民粹主义”的多样现象中，学者们似乎还能达成另一个共识，那就是民粹主义具有反建制、反精英、更贴近人民，强调人民与精英的对抗性的特点。民粹主义摒弃主流政党作为代表性中介，反对政党精英对人民利益的垄断，倡导一种参与式民主和积极的公民权利；民粹主义领袖倾向于与民众建立无中介的直接联系，将自己塑造为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将对手诋毁为中饱私囊、堕落无望的腐败精英。但是，民粹主义看似颇具卢梭“人民主权”色彩的话语，却无法掩盖的是它不过是另一种如假包换的精英主义。在代议制民主的框架下，民粹主义更多地被视作一种政治动员的策略。民粹主义这一概念想要讨论的问题，无非是“非建制政党”通过社会运动建立对民众新的代表性，以挑战主流建制派精英的方式，改变旧有权力格局。因而，通过分析“非建制政党”对“建制化”前景的谋求，既能够使广义的、多样性极强的“民粹主义”概念收缩到一个具体的问题上，也有助于揭示民粹主义这一概念掩盖下的精英主义本质。
最后，是“非建制政党”关注的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式的欧洲一体化渐成主流，随之引发了就业压力、贫富分化、社会治安、多元文化动荡乃至民族和种族危机，结构性地制造出了越来越多“全球化时代的贱民”。一些非建制政党利用移民、气候、经济一体化等议题，凝聚民意，迅速崛起。相比于建制派政党用“政治正确”塑造议程，在选举政治的路径依赖下日益走向精英化和小圈子化；“非建制政党”在对欧洲社会症结的描绘和对人民群众情绪的反映上，更加完整而真实，也揭开了不少建制派政党漂亮选举口号下掩盖的问题，不断发起一场又一场民主斗争。因此，“非建制政党”这一概念关注的问题，是这些自称代表民意的政党能否顺利实现“建制化”，是否具有真正进步的人民民主内涵，能否激活欧洲社会主义的历史传统，真正通过群众运动、协商民主和直接民主，克服选举民主间隔时间长、代表性不足、选择有限、易被操纵等弊端，提升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切实改善大多数老百姓所关心的民生问题。
但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学者，或许不应简单地与西方建制派精英共情，跟着担忧代议制民主如何将受到民粹主义威胁，也不应粗暴地将代议制民主是否巩固稳定作为评价标准。我们应该超越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的概念框架，突破这一框架界定和讨论民粹主义问题的方式，审视非建制政党突破既有代议制民主的可能，并借此进一步分析代议制民主的韧性与局限性。如此，或许有助于探索中国政治学讨论这类问题的独立位置和自主话语。
▍德国选择党之为“非建制政党”的典型特征
2013年，在欧债危机的阴影下，汉堡经济学家贝恩德·卢克（Bernd Lucke）创立了德国选择党。该党最初是一个主张严厉制裁欧元负债国家的单一议题政党，核心人员主要是一些主张国家保守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的高知群体。之后，选择党利用难民危机和种族冲突，提出了解散欧元区、驱逐难民、遏制国内穆斯林等一系列主张，形成了包含移民、公民福利、气候变化等诸多领域的综合纲领。选择党也在迅速发展中收获了一系列政治标签，比如民族保守主义、种族主义、极右翼民粹主义、反伊斯兰主义、反女权主义、反环保主义等。所有这些标签都和二战以来联邦德国的建制派价值观形成鲜明对照。具体而言，德国选择党纲领的“非建制性”主要表现在对建制派的一系列主流价值的批评乃至否定。
其一，超越代议制民主。选择党党章第一条“民主和基本价值观”，就明确批评德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由职业政客构成的、拒绝人民参与共决的“政治卡特尔”。政党精英和议员们“失去了他们作为公民代理人的作用”，将国家视作猎物，只手遮天，危及民主。选择党提出要“向瑞士学习，引入人民公决制度”，缩减联邦议会，由民众直选德国总理，让民众尽可能自行决定政治事务。
其二，怀疑欧洲主义。选择党成立伊始就主张德国退出日渐衰落的欧元体系，认为欧元和欧洲央行的经济政策是拖累德国经济发展的罪魁。在党章第二条“欧洲和欧元”中，选择党拒绝“把欧盟变成一个统一的联邦制国家”，提出“从欧盟退出或者改革欧盟，使其退回到‘各国家间自主松散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在政治军事方面，选择党更是反对将主权让渡给欧盟，认为欧洲应该重新“民族国家化”，德国应将本国利益和政治空间放在首位，加强联邦国防军的建设，而不是寄希望于遥不可及的“欧洲军”。俄乌冲突爆发后，选择党认为德国不应受欧盟捆绑参与制裁俄罗斯。党首魏德尔曾公开表示，德国应有独立的战略，和美国保持距离，批评北约东扩致使俄乌冲突爆发，反对售卖武器给乌克兰，应修复重启北溪管道，降低能源成本，恢复改善对俄关系；因为对俄制裁只会削弱德国自身经济基础，最终为之买单的还是德国的企业和人民。
其三，反思多元文化主义。除了强调独立的政治主权，选择党还主张应以德意志主导的共同文化作为公民身份认同的标志。在选择党看来，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削弱国家认同，严重威胁文化统一体的存在，“在面对多元文化时，德国社会必须把具有德国文化的身份认同作为主流文化来维护”。在党章第七条“文化语言和身份认同”中，选择党制造了清晰的“我者”和“他者”的对立：“德国文化中的基督教传统、科学人文主义传统以及罗马法，是我们立法的根本”；而“伊斯兰文化与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与我们的宪法、与犹太基督教、与我们文化中的人文主义基础是相矛盾的”。
其四，批判环保主义。在气候能源问题上，选择党还是以平民反对精英的逻辑，质疑这一政策议程的正当性。选择党不认为存在所谓的社会公正的气候政策，它称那些支持绿色政策的人为“气候恐慌论者”，指责绿党作为左翼精英制造了“非理性的环保主义宗教”，向民众灌输“罪恶感”；绿党为了推广风能和太阳能，大幅提高传统能源的价格，而不能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和老百姓可支付的能源价格，让人民承付能源转型过程中的所有成本，精英们反而可以利用绿色政策赚取私利。此外，选择党还从去工业化、社会风险和自由权利等角度出发，放大绿色议程对德国的安全威胁。比如，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能源危机背景下，魏德尔尖锐地说：“红绿灯联盟的绿色意识形态政策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毁掉德国，让德国陷入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经济和能源危机，后果是德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高企的能源价格、去工业化和贫困化的威胁，让德国民众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值得说明的是，仅从政党纲领内容讨论政党的“非建制性”是不充分的，因为并不是所有打着“非建制”旗号的政党都值得被讨论。更何况，选择党的许多主张并非开创性的，在它成立以前，“德国民族民主党”“青年先锋”“东方自卫队”“光头青年团”“海盗党”等极右翼力量始终未曾断绝。甚至就连选择党的名字本身，都不禁让人回想起早在1990年受M.屈南影响下成立的“民族选择”和“德意志抉择”组织。当时，这些民族主义团体就曾公开喊出“枪毙红色阵线”“外国人滚出去”的口号，但很多类似团体的影响力都是地方性的或不可持续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德国在二战后一直存在打击右翼纳粹势力的政治文化；另一方面是此前这类政党普遍缺乏领军人物，社会基础狭窄，纲领议题过于单一。
然而，选择党更像是同类政党的升级版本。在选择党之前，没有哪个极右翼政党能够在联邦乃至欧洲议会范围内长期稳定发挥影响。成立后仅7个月，选择党就在联邦选举中获得了4.7%的支持率，接近5%的议会准入门槛，开创了德国历史上新党首次参加联邦议院选举获得的最佳选举结果。转眼在2014年，选择党实现了党员人数的极大增长，在萨克森、图林根和勃兰登堡东部三州都获得了不菲的战绩，成功进入州议会，改变了联盟党一直独占右翼阵营的局面。同年，选择党首次加入“欧洲保守派与改革派”党团，参与欧洲议会选举就获得了7个议席；并在2019年跃升为11个，成为欧洲议会的第四大党。截至2023年底，选择党的民意支持率已在原东德四州跃居榜首。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前院长沃斯库勒也曾预言，2024年德国东部三场州选举过后，选择党将深刻改变德国现有政党政治格局。因此，真正使选择党值得作为“非建制政党”典型性案例进行分析的原因，恰恰是它具备潜在的“建制化”可能。
此外，选择党作为“非建制政党”的典型性还体现在政党组织方式上的“精英主义”特质。它虽然在宣传上将复杂的政治程序简化为大众与精英的对立，利用德国社会的内外危机，不断制造话题并提升自身纲领的辨识度，迎合选民情绪，笼络支持者，但仍然难掩其以新精英取代旧精英的本质。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选择党没有如其他同类型政党那样消融于“平民”之中。选择党人称“教授党”，这些精英在专业领域享有较高知名度，能够助力政党在竞争中以鲜明独特的立场寻求政治支持。选择党在成立后的很短时间内就建立起了覆盖全德的组织结构，满足了能够参加联邦大选的各种烦琐手续和前提条件。党内生活则严格围绕几名正副主席构成的权力中心进行，纲领由理事会一手制定，未经公开讨论就直接在成立大会通过，还特别制定了相应的保护条款，即只有在党代会上以75%的多数票才能修改党章，这与同样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的“海盗党”的松散自由形成鲜明对比。“非建制政党”的悖论就是，它的主要构成仍然是一批以向民众靠拢的姿态谋求政治前途的党派精英。随着在选举政治中取得越来越多的成绩，“非建制政党”应如何避免和建制派政党一样，走向官僚化、封闭化和脱离群众的宿命？
▍德国选择党“建制化”的可能
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评估德国选择党的政治前途，它“建制化”的道路是畅通无碍，还是有天花板限制？
从政党选举的策略看，在发展初期，选择党部分采用了运动式动员的做法，通过公开表达反建制情绪俘获民意。但这种做法暗藏风险，如果不加控制，就会成为政党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威胁政治稳定。所以，一旦跨越了进入议会的门槛，该党就开始奉行进一步增强竞争优势的实用主义策略，用参与辩论、集会演讲等合乎体制的做法，效法建制派政党，改变自己局外人的形象，为吸收中间选民的支持，有意识淡化反建制色彩。比如，选择党如今就有意识地淡化之前的疑欧主义主张，从法国国民联盟和意大利兄弟党对欧盟问题的论调，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缓和变化。选择党还与部分此前公开发表种族主义言论的个人和组织划清界限。为避免公众对其形成极右翼政党的认知，当2020年联邦宪法局将其青年派系组织定性为极右翼时，选择党立刻公开敦促解散这一派系。此外，选择党在不同区域奉行差异化的动员策略，在东部强烈谴责非法移民与难民，在西南部对此态度较为和缓，转而在减税、增加低收入群体工作机会等其他议题上争取支持。选择党为改变“非建制”地位所做的一系列“去极化”操作表明，它是一个可以为了选举胜利而灵活调整策略的政党，简单粗暴地将此类政党认定为“极端右翼”，恐怕会造成误判。
从议会组阁的程序看，在欧洲层面，部分以极右翼起家的“非建制政党”已成功实现了建制化转型。比如，瑞典民主党就与中右政党达成了协议；在荷兰，中右政党也事实上承认了荷兰自由党的领导。而在德国东部，在最新的地方选举中，选择党在图林根州和萨克森州都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德国的建制派政党普遍与选择党刻意保持距离，除非极左翼政党理性与正义党（BSW）同意与之组阁，否则，选择党在地方层面乃至联邦层面进行政治结盟的选项仍十分有限。
既然如此，如果德国选择党以一个反对党的身份进入联邦议会和各州议会，又能做些什么呢？事实上，它也面临着结构性限制。在一个执政党占多数的议会中，反对党如果想要否决法案，不仅需要联合其他反对党，还要联合执政党内部的不同意见者，形成改变现状的绝对多数。这也就是为什么德国之前两个全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时，联邦政府能够运转良好的原因。而在政党格局越来越碎片化、否决者越来越多的格局下，关键领域的政策变动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当前由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党组成的“红绿灯”政府正是如此，三党在经济社会政策主张方面差距较大，改变现状的难度尤其大；如果政府回应选民需要过于迟缓，就会在接下来的选举中遭遇不利，造成更多选票流失，政局就有可能动荡不安。目前选择党能做的，就是继续强化在关键问题上的表态和基层组织建设，以吸引更多选民支持，俟下次选举时的国内外局势而动。
从政党价值观与历史发展方向的相合性来看，“非建制政党”的建制化进程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19世纪后半叶山西配资炒股，它还是一个“非建制政党”，旨在推翻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秩序，革命性较当下的选择党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的德意志帝国面临工人运动前所未有的挑战，俾斯麦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一方面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镇压，另一方面着手建立大规模的社会保险体系，以立法的方式建立起社会福利的基本框架，保障工人的社会经济权利。“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解禁后，社民党可以直接参与帝国议会选举，工人从此获得了相应的政治代表性。二战后，社民党虽然经历转型，但是其代表劳工的立场和对社会公正的诉求始终未曾发生变化，并且推动了战后德国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建立，社会公正的理念从此成为德国社会的主流共识。绿党也曾是一个“非建制政党”，在上世纪60~70年代以新社会运动起家，它的建制化进程见证了非物质主义价值观在德国社会的上升。由此可知，一个“非建制政党”能否实现建制化，关键在于其核心价值理念是否符合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而在当前北约与欧盟的框架下，选择党奉行的一整套德意志优先的意识形态，似乎决定了它只能充当一个另类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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